2014年中国古陶瓷学会再次组织学会专家考察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对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的研究，探索确证五代耀州窑与陶瓷史上的悬案柴窑的关系，由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率领，副会长陈克伦、孙新民、沈岳明，副秘书长冯小琦、陆明华、薛东星，常务理事禚振西、王小蒙，南京大学教授周晓陆，陕西科技大学教授王芬，越窑博物馆馆长历祖浩，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局长惠善利，耀州窑博物馆馆长孙晓峰、研究员杨瑞余，铜川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捷等组成的学会专家和耀州窑博物馆考察组，于2014年5月4日至13日，先后在河南、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地对考古、文博单位收藏的及古遗址出土的和民间收藏的耀州窑青瓷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和观摩。

考察的第一站是河南郑州和洛阳。在郑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观看了2个墓葬出土的瓷器，其中禹州方岗第三电厂五代墓出土有2件耀州窑五代青瓷碗。伴出的还有五代后周时期的“周元通宝”，难得的墓葬实物与窑址实物相互得以印证，这令专家们兴奋不已。在郑州收藏爱好者家还看到不少老城改造出土的耀州窑五代、宋代青瓷标本。在洛阳市博物馆也看到墓葬出土的五代耀州窑执壶、盏托、碗等青釉瓷。

第二站来到山西，考察组先到陕西和山西交界的济源县蒲州镇黄河的重要渡口蒲津渡。蒲津渡博物馆陈列有该遗址出土的耀州窑唐代黑釉盏、金代青釉印花莲纹盘等文物。运城的一位收藏者收集蒲津渡遗址出土的耀州窑青瓷标本达上千片，时代从唐、五代到两宋及元代都有，充分证实了蒲津渡历史上曾经是耀州窑瓷器向外输出的重要渡口。在太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博物院还看到临汾老城等地出土的耀州窑青瓷，这都为耀州窑瓷器的输出以及向辽、金貢瓷提供了实物资料。

第三站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考察组参观了内蒙古博物院和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发掘的辽怀陵、辽陈国公主墓以及集宁路等墓葬、遗址出土的耀州窑青瓷，让考察组成员大饱眼福。尤其是辽怀陵出土的4件耀州窑青瓷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兴趣。辽怀陵的时间是公元946年到969年，陕西的专家认为这4件耀州窑五代青瓷应是皇帝生前所使用的，与柴窑有密切关系，是重要的证据之一。也有专家认为，怀陵是夫妇合葬墓，辽穆宗死于969年，而皇后死时已很晚，这些器物也可能是北宋时期烧造的。在考察中，这样的依据实物分析研究问题并且各抒己见的学术氛围始终浓厚。

第四站陕西西安、铜川两地，也是这次考察的重头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察组的专家们看了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的几十件精美的耀州窑青瓷器，其中带金、银扣的青瓷碗、鉢过去很少见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耀州窑青瓷工艺的杰出成就。在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禚振西先生拿着当年在黄堡窑址发掘的五代青瓷标本，给考察组的专家讲述。专家们仔细观察标本的同时，回顾这一路所见到的类似器物，寻找它们的共同特点。

最后一站，也是耀州窑的故乡。在铜川耀州窑博物馆，考察组的专家看到和上手了许多窑址出土的青瓷标本。更让人惊喜的是，博物馆的主人还特意为此次考察借来有明确记年的，礼泉郑仁泰墓和彬县五代冯晖墓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器。郑仁泰卒于龙朔三年（663年）十一月，次年下葬，该墓出土1件耀州窑青瓷碗；冯晖墓时代有墓志可考，是后周显德五年（958年），该墓出土耀州窑五代青瓷器6件。记年墓葬出土的器物与窑址发掘出土的标本相吻合十分重要，相互印证、解决了断代问题。

考察结束的5月13日下午，在铜川市正阳国际酒店举行了“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研讨会”。铜川市副市长何尚民、市文物旅游局局长惠善利到会看望考察组的专家并听取了他们的发言。王莉英会长主持了研讨会，考察组的专家各抒己见、发表了真知灼见。取得共识的是：从皇家貢瓷角度看，耀州窑青瓷与柴窑器的确存在一定关系，耀州窑白胎天青釉瓷与文献记载最为切近；但若最终解决问题，则还需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出土文物“三方对证”。因此必须突破已有文献的圈圈，扩大视野，寻找新的文献线索；同时，加强对耀州窑遗址的保护、进一步推动新的遗址考古发掘立项工作，有必要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建立专门研究机构。

王莉英会长最后指出：柴窑研究任重道远，由于柴窑问题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也是一大难题，历史文献记载不足，有的问题和情况还是靠人们的推理、缺少确凿的证据。因此，要彻底解决柴窑的产地问题，尚需时日。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最终找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