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
关于耀州窑，宋代以来就有多种文献记载它。
五代至宋初人陶榖的《清异录》称：“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深碗，状简古，号曰小海鸥”。“甆宫集大成……甆宫谓耀州倩（青）榼”。
宋人王存主编的《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的记载。
《宋史·地理志》陕西条：“耀州……贡瓷器”。
南宋周辉的《清波杂志》称：“又常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溯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
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称：“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秘色也”。
金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续编》载：“（元祐）八年正月……耀州遣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
明人陶宗仪的《辍耕录》称：“宋烧青瓷器，仿汝而色质均不及汝”。
明嘉靖三十六年《耀州志·卷二地理·同官古迹》载：“黄堡镇，一名黄堡寨、三堡寨，皆前时居民守御地也。黄堡在金时尤为重镇，地理志载焉：镇故有陶场，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宋熙宁中，知州阎作奏，以镇土山神封德应侯，以陶冶著灵应故也，祀以晋人柏林配享，林盖传居人陶术者。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陈炉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
明万历本《同官县志》载：“（黄堡镇）旧有陶场……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镇”。
清乾隆本《耀州志》载：“黄堡镇……固有陶场，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宋熙宁中知州阎作奏以镇土神封德应侯，以陶冶灵故也，祀以晋人柏林配享，林盖传居人陶术者”。
清·蓝浦《景德镇陶瓷》称：“耀州在今西安府，宋烧青器，色质俱不逮汝窑”。
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称：“近人亦说（耀瓷）仿定之器，胎虽薄较定尚厚，釉虽细虽白较定窑略粗而闪黄，并有飞凤、萱草、牡丹等种种暗花。”
民国·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载：“唐初已烧白釉及黑色铁锈花之件，并且在白器上，施以淡红淡绿的色彩，称为带彩耀器。”
碑刻记载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黄堡镇窑神庙遗址发现的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德应侯碑》记载了华原郡守上书皇室：“贤侯上章，天子下诏、黄书布渥，明神受封”，皇帝封黄堡的土山神为“德应侯”。碑刻还详细记载了黄堡镇耀州窑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侯居黄堡镇之西南，附于山树，青峰四回，绿水傍泻，草木奇怪”；制烧瓷器的工艺流程：“始和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以及出窑后成品的质量特征：“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
保存在铜川市药王山南庵碑廊内的金代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记载了耀州窑金代曾经向皇室进贡瓷器的史实，“ 大定癸巳……是岁冬。耀州使孝牛安国贡瓷器至滹沱河南路，逢先生……牛生拜问：‘先生何往？’曰：‘吾久厌尘世，拉竹林寺长老南游天坛。汝至都下，传语张监史。’既至都……遂见张监史……”。
此外，元末明初黄堡中心窑场停烧后，东距15公里的立地坡、上店、陈炉镇相继烧造陶瓷，在延续耀州窑炉火的同时，还修建窑神庙、立碑、祭祀窑神。在遗存的多通明清碑刻中，对当时窑场的位置、环境、烧瓷概况以及窑业内部组织，窑神庙修建年代、庙内设置及窑工祭祀活动等都有翔实的记载。
在陶瓷史的研究中，实物和文献是重要的依据。由于文献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就显得异常重要。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陶瓷考古事业的发展，耀州窑神秘的面纱才逐渐被考古工作者揭开。
民间发现
民间对于黄堡耀州窑遗址的发现，源于上世纪40年代。1931年民国政府修筑咸榆公路（咸阳至榆林），1939年又修建咸铜铁路（咸阳至铜川）。两路均从遗址穿过，数以万计民工大面积施工动土，破坏了遗址的原始地层，不少器物标本出土随之流散向社会，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据民国版《同官县志》记载，所出土的瓷器“近年颇为中外人士所珍视，竟有囊巨资来斯地以重值觅购者”。